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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答梅小璈(上):“东京审判”之后的父亲梅汝璈

2019/10/16 21:59:01

问答梅小璈(上):“东京审判”之后的父亲梅汝璈

约访梅小璈先生,他在微信中说:“你住在哪里,我过来吧。”

 

约在北京崇文门地铁口,我等错了一个出口,他电话说:“没事,我马上走过来。”

 

其实,64岁的梅小璈这段时间非常忙。因为今年是“东京审判”开庭70周年,各方纪念活动不断。

 

70年前的3月20日,他的父亲梅汝璈从上海启程,搭乘美军飞机前往东京,代表中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。他原来以为只要几个月时间,没想到审判历时两年半。

 

那段岁月,梅汝璈法官经历座次分歧、量刑争议等诸多波折。当年,他有一句话流传甚广:“如果这些日本战犯不能被判处死刑,我只能跳海以谢国人。”悲壮之情溢于言表。

 

最终,11名法官以6:5的微弱多数裁定,判处东条英机、坂垣征四郎、土肥原贤二、松井石根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,16人被判无期徒刑。

 

正因如此,后人称梅汝璈为“中国第一大法官”。“东京审判”成了他人生和事业的巅峰,他的故事也被反复讲述。

 

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梅汝璈从东京归来之后,这位顶尖法学家的后半生是如何度过的?

梅汝璈

 


归国:“我们全家住进北京一处平房,据说是杜月笙当年买给孟小冬的。”


高渊:“东京审判”到1948年11月底结束,梅汝璈先生回国后去了哪里?

 

梅小璈:先到香港躲了一段。那个时候,国民党政府准备任命他做司法部长,但如果接受任命的话,是一定要去台湾的,因为当时蒋政权在大陆败局已定。

 

我父亲没有接受,躲到香港去了。当时在中共这边,也有很多朋友在做他的工作,后来到香港住了一段时间,就有中共方面的人员来联系,准备安排他北上。

 

高渊:当时有一大批文人都在香港,后来他们分批北上。

 

梅小璈:对的,还有很多民主党派人士也在香港。我父亲没有他们那么出名,在国内的政治活动里不是那么活跃的,但也有安排。

 

据说,我父亲在中共人员的安排下化装成商人,坐一条运煤的船北上。半路到舟山附近,还被国民党的军舰截住,要检查证件。护送我父亲的人拿出钱来贿赂军官,结果军官把钱拿走了,没有认真搜查,而且海军的军官也不认识梅法官,要认出来的话,也许就抓走了。

 

高渊:到北京是什么时候?

 

梅小璈:1949年底吧。

 

高渊:到了北京以后,担任什么职务?

 

梅小璈:当了外交部顾问,后来还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。他的工作关系在外交部条约法律司,在那儿上班,没有什么实质性职务,就是研究一些文件,做点翻译。

 

外条法司有个专家室,负责人是国际法的泰斗周鲠生,当过武汉大学校长。后来,“东京审判”中担任中方顾问组组长的倪征燠先生也从上海调来这里,那时候倪先生所在的东吴大学已经被合并掉了。

 

高渊:你们全家到了北京住在哪里,是外交部的房子吗?

 

梅小璈:我是1952年生在北京,我姐姐梅小侃是1950年生在香港。我父亲是一个人先回来,在北京安顿下来之后,再去香港把我母亲和姐姐接回来。

 

我们住的房子好像是外交部跟房管局租的,反正房租交给房管局,就在现在的长安大戏院后面。据说我们住的那个平房,是杜月笙给孟小冬买的房子,后来他们都到香港去了。到了文革前,我们搬到建国门外的外交部宿舍,那个时候觉得有暖气、煤气,条件真的是挺好的。搬走之后,那个平房空下来,后来变成大杂院了,据说到80年代,杜月笙的后人还来找过这个房子。

 

高渊:那个平房是个小的四合院吗?

 

梅小璈:不是规整的四合院,有西房和北房,东南没有房间,但上面也是青砖瓦的,中间有一个小庭院,不只我们一家住。

 

高渊:住的条件在当时还算可以吗?

 

梅小璈:我觉得在平房里算可以的。我们一家四口住四五间房,房间不是很规整,但面积不算小,有时候老家来亲戚住一下,也不觉得拥挤。

 

房子里还有西式的卫生间,有一个抽水马桶。这在50年代很少见,包括一些很好的四合院里面都没有这个东西。我们边上院子里的卫生间,还是那种需要淘粪工人来清理的。我记得那时候同学来玩,都对抽水马桶的水箱很好奇,这个东西怎么会有水下来,特新鲜。


审判:“我父亲半开玩笑地说,如果不以‘密苏里号’签字顺序排,就以法官的体重排。”


高渊:你们祖上有什么背景吗?

 

梅小璈:完全没有。我父亲是1904年生在江西南昌县,祖父稍微有点文化,当时新式小学刚刚出现,祖父没把父亲送私塾,而是送进了城里的小学。

 

我父亲12岁的时候,就考到北京的清华学堂,就是美国人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建的。那时候,清华学堂是八年制,也没特别分专业,英语的训练比较强。大部分学生毕业后都到美国去留学,我父亲是1924年去的。

 

高渊:直接考进了斯坦福大学?

 

梅小璈:对,他在在斯坦福读了两年,读文科基础。然后1926年到芝加哥大学,读了两年就拿到了英美法学博士学位。这个速度应该说是很快的。

 

高渊:梅先生回来后就一直在大学任教?

 

梅小璈:他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,到欧洲游历了一番,1929年回国,先后在山西大学、武汉大学、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当法学教授。还长期担任立法委员,参与过很多法律的制定。抗日战争胜利后,要追究日本战犯的责任,他被任命为中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。

 

高渊:这里有个悬案,到底是谁推荐梅先生去担任这个职务的?

 

梅小璈:确实有好几种说法。一种说法是王世杰推荐的。他当过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和教育部长,而且也是清华出身,后来留英的。

 

还有一种说法是向哲浚先生推荐的。向先生比我父亲大十来岁,他也是从清华出去的,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法学博士。据说当时中国政府选派向哲浚出任“东京审判”中方法官。但向先生考虑到起诉惩治战争罪犯,检察官的责任可能更为重大,加上年龄等因素,推荐清华学弟我父亲出任法官,他自己担任检察官一职。

 

高渊:接到这个任命,你父亲觉得意外吗?

 

梅小璈:当时我还没有出生,不是很清楚。其实他就是一个书生,没在政界做过什么大官,也没当过哪个地方法院的法官。他的优势大概就是对英美法律程序比较熟悉,还有就是语言过关吧。但其实当时英文好的人也挺多的,有很多留学回来的。

 

说实话,我也不知道蒋介石是怎么想的。他是真的重视呢,真的选拔一个人才去,还是走走形式,反正胜败已分,派个教授去就行了,很难说。

开庭首日

 

高渊:还有一个争议,就是庭审法官的座次问题,10年前拍的电影《东京审判》就突出渲染了这一细节。大多数人都说,梅先生对此据理力争,体现了伟大的爱国情怀。但也有人说他是小题大做,甚至以退出为要挟,是为民族立场而牺牲法律立场,这个过程究竟是怎样的?

 

梅小璈:我父亲自己专门写过这个过程。一开始,各国法官对座次没太当回事,我父亲认为就是按“密苏里号”上受降时签字的次序来,是:美中英苏澳……多数法官都赞同。

 

但来自澳大利亚的庭长却不喜欢这个安排,他想让跟他亲近的英美法官坐在他左右手,他提议以联合国安理会五国来排,就是美英苏中法。但马上有人提出,五国应该按英文字母排,中国应该在第一个。

 

接下来的讨论就乱了。有人说应该按法官资历排,有人说可以完全按英文字母排。我父亲半开玩笑地说,如果不以“密苏里号”签字顺序排,就以法官的体重排,我们中国可以换一个比我胖的法官来。

 

第二天开庭预演,庭长自行宣布座次为:美英中苏法加……并说已征得盟军最高统帅同意。我父亲愤然离席,回到他的办公室脱下法袍。同时,加拿大法官也提出抗议。庭长来跟我父亲说,今天预演先这样,明天正式开庭再说。我父亲当即表示他将辞职,让政府另派法官。

 

如果这样的话,第二天的首次正式开庭势必延期,必然造成世界影响,这是谁都负不了责的。这样,庭长终于表示,就按多数意见,按照受降签字次序来排座位。

 

高渊:你怎么看你父亲的座次之争?

 

梅小璈:当时的状况是,国际舆论都说中国是“假强”,实力非常有限。像美苏英等强国,内心深处是不太看得起中国人的。正是因为处于这样的地位,我父亲就会特别敏感,稍微觉得自己国家的权益受到了损害,就会有比较激烈的反应。

 

但是,他们这11位法官都受过高等教育,而且都做法务工作,都有一套词令,见面很客气。我父亲在日记里也写了,说中国闹饥荒、打内战啊,他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,因为当时不管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,都在恢复经济建设,为医治战争创伤而努力。

 

他说,人家表面上客客气气,教养都很好,私下还不知道要如何议论我的祖国。所以他会这么敏感,这也是人之常情吧。

 

高渊:还有一个疑问是,最后的判决是如何达成的?据说,澳大利亚庭长主张仿效当年处置拿破仑的办法,把日本战犯流放无人海岛。而印度法官帕尔主张无罪释放,由于这个动议,帕尔成为现在日本靖国神社中唯一供奉的外国人。

 

梅小璈:我父亲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,关于“东京审判”的日记,现在保存下来的就是他初到东京的50多天,他后面还有一行字叫“以下转入另册”,但这个另册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。

 

其中最可惜的,就是关于定罪量刑那一部分没有了。因为这个程序中,检察官是不能参加的,就是法官们的秘密会议。从现在的资料看,庭审记录很详细,但法官会议的记录没有,那时候好像也不录音。当时,除了庭长和十个法官参加,另外有一个翻译,因为苏联法官柴扬诺夫不懂英文,他必须带个翻译,所以一共12个人参加。

 

我父亲是坚决要求判处战犯死刑的,因为中国人受到的迫害太深了。在他的坚持下,最终法庭判处东条英机、土肥原贤二等7人绞刑,16人无期徒刑。但除了第一批受审的之外,其他在押的战犯后来都被稀里糊涂放掉了。

1946年,梅汝璈与其他10名法官在远东军事法庭合影

 


57年:“好像家里电话机没有了,其他的物质生活我没感觉到特别的差别。”


1959年,梅汝璈一家在十三陵合影

 

高渊:1957年的时候,梅先生为什么会被打成右派?

 

梅小璈:和当时很多人一样,他也是因为开座谈会的时候提了点意见。一开始是响应号召,帮助党整风,但后来风向变了。当时好像有人跟他打过招呼,说你自己出来做点检查,或许可以不划右派,多少对我父亲有点保护的意思。

 

但我父亲的性格比较倔强,他认为是响应号召提意见,而且也不认为他的观点有什么错,这样就互相下不来台。那时候外事口的领导阎宝航还为我父亲说话,他们是好朋友,结果阎宝航也受了批评,被说是“温情主义”。

 

高渊:你父亲在座谈会上主要提了什么意见?

 

梅小璈:他主要说了三点吧。一是对待苏联专家的问题。他说有的地方把奉苏联专家为神明,这是崇洋媚外的另一种表现。

 

二是关于一些具体制度的缺陷。他说像刘青山、张子善那样的贪污案,这两人的职务不是很高,但贪污的数量却很大,那就是在财务审批制度上本身有缺陷,而不能简单地说是个人品质问题。

 

三是有些宣传不实。他说经济建设的宣传中不实的成分很多,很多是打肿脸充胖子,有的是做戏、表演,这种情况应该警惕和制止。

 

高渊:当时你才5岁吧,父亲被划为右派后,感觉家里有什么变化吗?

 

梅小璈:我很小,看不太出来,好像家里电话机没有了,其他的物质生活我没感觉到特别的差别。

 

我父亲工资级别降了一点,原来是8级,每月大概200多块,当时算很高了。但1957年以后,好像降到11级,后来又提了1级,那以后一直是10级干部。解放后,我母亲没有出去工作,全家就靠我父亲的收入,当时我也不知道父亲的工资降了。

 

那时候,因为受周恩来和陈毅的影响,外交部的小氛围还不错,像我父亲那样的老专家还能研究和翻译点东西,周恩来一直礼遇尊重这些旧社会过来的老专家

 

高渊:当时你家里生活得怎么样?

 

梅小璈:我感受最深的是,到了1959年我上小学了,开学不久,同学们很爱上的体育课就取消了。本来早上8点钟上课,也被推迟到9点以后了,下午有的时候干脆放假。街道上根据医院证明能领几勺豆浆,邻居们的生活显得很拮据。

 

我家生活也挺困难的,因为副食品供应都要靠供货证,粮食的质量也明显下降,大米里面沙子很多,在煮饭前要仔细挑。但出现这种情况的,绝对不是我一家,处境不如我们家的太多了。

 

高渊:划为右派以后,你父亲还继续上班吗?

 

梅小璈:他还在原来的条法司,并没有下放。后来文革快开始了,外交部里面也闹得很厉害,不少老干部、老专家被不同的造反派挟持利用,我父亲反倒没人管了。

 

(视频剪辑黄晓洲  题图来源:新浪微博  图片编辑:苏唯  编辑邮箱:shangguanfangtan@163.com)